摘要：随着综艺节目《再见爱人》热播，节目嘉宾黄圣依成为热搜焦点。黄圣依的妈妈邓传理是《新民晚报》的资深编辑，邓传理的姑妈邓季惺更是一位著名报人，《新民晚报》创办人之一。邓传理的表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除此之外，黄圣依的父亲黄自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系江夏

随着综艺节目《再见爱人》热播，节目嘉宾黄圣依成为热搜焦点。

黄圣依的妈妈邓传理是《新民晚报》的资深编辑，邓传理的姑妈邓季惺更是一位著名报人，《新民晚报》创办人之一。邓传理的表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除此之外，黄圣依的父亲黄自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系江夏黄氏一族，家族中人有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

黄圣依（左）与母亲邓传理

整个家族敢闯敢干

四川省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是由邓季惺的祖父邓徽绩创办的。重庆市第一所女子学堂，是由邓季惺的母亲吴婉创办的。可见，邓季惺诞生的这个家庭，无论是父族还是母族，都具有勇于创新、敢闯敢干的精神。

邓季惺祖籍在河南南阳。清初，一家人从中原大地迁徙入蜀。到邓季惺出生时，邓家算是小康之家。

邓季惺

邓家人丁兴旺，邓季惺同胞姊妹兄弟共九人。邓季惺的父族、母族都是靠经商起家的，从小耳濡目染，邓季惺的血液里自然有善理财、懂经营的基因，这为她日后成功运营报社，打下了天赋基础。她刚毅的性格、理性的思维、男女平等的思想，则来自母亲吴婉。

吴婉虽出身于商业世家，但知书明理，这主要得益于兄长吴梅修的帮助。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吴梅修，时常鼓励妹妹要多读书，还向妹妹推荐了许多新文化书籍，使吴婉很早就接受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回乡后，吴婉创办了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积极主张女子接受教育。但结婚后，她接连生育了九个孩子，让一腔热血和理想抱负在柴米油盐中破灭。1948年母亲去世时，邓季惺曾悲痛地说：“母亲的智慧葬送在我们的摇篮旁。”

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吴婉，失去了做更多公益事业的机会，便把心思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特别是对女儿的培养上。

十四岁以前，邓季惺按照父亲的安排，与弟妹们一起在私塾里念书。对这样的教育，邓季惺很不满足，一心向往学校。可这个想法被父亲否决，在父亲眼里，女孩能够识文断字已经绰绰有余，不必再进什么洋学堂。而母亲的想法却完全与父亲相左。吴婉认为，女子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就必须有知识，有独立的财产权。1921年夏，趁父亲出川不在家，由母亲做主，邓季惺考入位于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走出家族，视野更阔

走出家庭，邓季惺的视野豁然开朗。她求学的时间正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邓季惺所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的名单里，就先后出现过恽代英、萧楚女等后来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她的同班同学中，则有被斯诺称为“红色戏剧家”的李伯钊、后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廖苏华等。这样的氛围，对邓季惺思想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启蒙作用。

邓季惺对新社会无比憧憬，热衷于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校外的爱国运动、校内的择师运动等。当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思想守旧，师生们强烈要求撤换，甚至为此引发学潮。邓季惺在参加这次学潮的过程中，结识高一年级同学吴素英，两人相约一起出川求学。

1925年，两个年轻女学生先后在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学习了一两学期。在上海求学期间，邓季惺结识了吴素英的弟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两人相互钦慕，不久便在父母主持下成婚。那年，邓季惺十九岁。

新婚这段时期，邓季惺思想波动很大。一方面，当时正值北伐前期，她的许多在四川的同学都参加了革命组织。邓季惺也很想加入革命行列。另一方面，邓季惺已经成婚，丈夫不希望她思想太激进。日久天长，那些进步的同学，就慢慢地疏远了她。

1926年9月，邓季惺在上海生下第一个女孩敬瑗后，不得不中断学业。那年冬天，她怀抱几个月大的女儿，回到重庆老家养育孩子。邓季惺不甘于就此困守家庭，1927年年年初，在国民党左派、时任重庆莲花池省党部领导人吴玉章的介绍下，邓季惺道巴县女中担任训育员。

1929年，吴竹似与邓季惺移居南京生活，这时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敬瑜已经降生。邓季惺利用这段时间，投考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学习。这一年的9月，一份报纸的悄然问世，影响了邓季惺的后半生。

当时，吴竹似在国民党中央社任编辑，因在官方通讯社备受束缚，他准备与有共同新闻理想和抱负的同事陈铭德、刘正华一起，创办一份报纸。三个年轻人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希望这份报纸能够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代的《民报》精神，向青年宣传三民主义。于是，他们以“作育新民”为意，为报纸取名《新民报》，并由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遗墨中摹写“新民报”三个字作为报头。

吴竹似一面应付公差，一面专心在《新民报》任总编辑，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1930年1月，儿子敬琏降生。此时，吴竹似已被肺病已折磨得骨瘦如柴。1931年7月，病魔夺走了吴竹似的生命。祸不单行，这一年，邓季惺的父亲也在老家去世。

邓季惺没有想到，结婚五年多，自己的生活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逆转，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还有了三个幼儿，大女儿不到五岁，儿子还在襁褓之中。这段时间可谓邓季惺人生中最暗淡无望的一段日子。

致力于妇女运动

丈夫去世后，邓季惺带着两女一儿，独自生活在远离四川老家的北京。尽管经历着丧夫的悲痛和独自养育幼儿的艰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邓季惺也自此不用再做照顾和服从丈夫的太太了。她勇往直前的个性完全释放，她开始自力更生，重新打造自己的生活。

邓季惺全力以赴继续着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高等教育，插班北京朝阳大学，继续求学。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在当时被誉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院校”。邓季惺目睹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和中国妇女遇到的各种困境，选择法律作为专业，立志要用法律这个武器，为广大妇女提供帮助。

而此时，有一个人默默地在背后关注和帮助邓季惺，他就是邓季惺丈夫的生前好友，一同创办《新民报》的陈铭德。那时，身在南京的陈铭德，已经离婚。为了照顾好友的遗孀和年幼的子女，他多次北上探望。1933年1月，陈铭德与邓季惺在北京结婚。后来，邓季惺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一家人回到南京，开启了一段相对平稳的生活。

1933年秋至1935年，邓季惺在司法行政部民、刑两司任科员。国民政府机关里的女职员大多是用来当花瓶看的，但邓季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不愿充当这样的角色。而且，她对政府专横、贪污、无能的行为，越来越愤怒。于是，邓季惺在工作之余，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等人一起，开展妇女运动。她们先后组织了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促进会等团体，搞起“女权运动”实验，并在《新民报》上创办“新妇女”周刊，旨在“群策群力，为妇女作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

1935年秋天，因《新民报》刊登了一则不利于司法行政部的消息，邓季惺受到部长训斥，她索性辞掉差事，在南京、镇江两地从事起律师工作，这样也能自由地开展妇运工作。

当时新民报社社址位于南京市的闹市区新街口，一楼、二楼为报社办公的地方，三楼则是邓季惺的南京律师事务所。这样，妇女文化促进会与妇救会就可以随时来事务所里集会，邓季惺与《新民报》的同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她在《新民报》主持开设了“法律问答”栏目，以律师身份为广大妇女提供实际的帮助。

身为新民报社社长的陈铭德，深知妻子的才华和能力，多次邀请邓季惺加入《新民报》。但在邓季惺的观念里，妇女首先要有自己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不依赖丈夫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她迟迟未答应丈夫的邀请。

1936年，与邓季惺一同开展妇女运动的曹孟君被捕，妇救会活动不得不暂时隐蔽起来。而此时，随着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重，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邓季惺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当时《新民报》无论是言论还是报道，宣传口径始终在为抗日救国呐喊，为底层民众请命，这与邓季惺本人的思想高度一致，她对加盟《新民报》也有了重新考虑。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邓季惺正式加入《新民报》，担任副经理。

我从1937年6月参加《新民报》工作，迄今十五年了。除抗战期间因几次重病请假，前后有十几个月外，从没有离开过。大学毕业后三年多，就站上了这个工作岗位，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新民报》事业的发展，也就是我的生命的发展。

初到《新民报》，邓季惺的经营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她做的首要工作是建章立制。当时的民营报纸大多是同人办报，小本经营，很难形成规模，各项管理都不到位。《新民报》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广告没有登记，费用收取没有标准等。邓季惺到任后，财务会计、广告、发行、印刷各项制度相继建立，纸张采购、设备添置、资金管理，各项工作开始变得井井有条，这份当初由三个年轻人创办的小报，从家庭作坊式经营逐渐转为企业化经营管理，从此得以迅速发展。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新民报》不得不跟随国民政府西迁。

1937年12月，报社四十几位同人，拖着沉重的印刷机器、铜模和纸张，撤离六朝古都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到达雾都重庆。经过一个月紧张筹备，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出刊，成为从战地西迁出版的第一家报纸。复刊词这样写道：

今山河破碎，局势日非，民族生机，不绝如缕，吾人既感国家社会对我之不薄，安忍于危急存亡之秋，苟偷遁息，不思所以效命党国之道。故所以于万难中将机件运出，于万难中移渝复刊，盖所以尽同人舆论报国之责也。

此间，因原任经理离职，邓季惺担任了《新民报》重庆社经理。1941年11月，《新民报》重庆版又增出晚刊。

这一时期，陈铭德与邓季惺开始与共产党有了接触。《新民报》迁渝复刊之初，当时还在武汉的周恩来曾向郭沫若打听过这家报纸，并在1938年7月7日，全民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为《新民报》重庆版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旨在通过这家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向民众传达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决心。

1941年，邓季惺患病，住进位于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陈铭德经常来医院看望。而当时，恰巧周恩来也患病住在这里，邓颖超亦经常前来探望。两对夫妇多次在一起聊天，让陈铭德和邓季惺不仅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钦慕不已，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

1943年4月，报社派邓季惺到成都筹备出版《新民报》成都版，并出任成都社经理。1944年6月，成都版晚刊问世。1945年1月，又增出日刊。从这时起，邓季惺开始独立地担负起一个报社整体的责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此时的《新民报》由于在抗战期间获得广大读者拥护，累积了相当的资金。同时，报社又筹集到一些资本，计划着早日恢复南京版并创办上海、北平两版。

邓季惺以一个月筹备一份报纸的速度，奔赴各地忙碌。9月，她独自飞回遭到战争重创的《新民报》创办地——古都南京，收回了位于新街口的原新民报社办公楼，又租下中山东路的一幢楼房，紧锣密鼓地筹备复刊工作。10月，她赶往上海，部署《新民报》上海版的创建工作。11月，她只身飞往北平，选择社址，订购印刷器材，为创建《新民报》北平社做准备。

到1946年，《新民报》迎来了发展最迅速的黄金时期。南京版恢复，先出晚刊，又出日刊；北平版日刊问世；上海版晚刊创刊。短短半年的时间，《新民报》发展迅猛，形成了重庆社、成都社、南京社的日刊、晚刊，北平社的日刊和上海社的晚刊共五社八版的庞大报系规模，在全国民营报纸中首屈一指，成就了一段辉煌的事业。

此时的《新民报》，在言论方针上日益靠拢人民，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对解放区被侵袭，中共代表团及其他民主人士、工人、学生备受压迫，寄予了无限同情，这更加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新民报》及报社工作人员，深陷国民党当局新闻高压政策下层出不穷的各种迫害之中，各分社工作人员被捕和身亡的消息不时传来。上海版一度被停刊；南京版因发表揭露国民党在战争中惨败、北平军警屠杀学生、伪法币崩溃等事实真相的文章，遭到蒋介石“御笔亲批”永久停刊的查封。邓季惺是《新民报》南京社的直接负责人，自然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并于1948年10月被迫出亡香港。

1949年4月，在夏衍的安排下，邓季惺带着儿子吴敬琏，由香港乘船，取道天津，回到业已解放的北京。她要到新中国的首都，继续未尽的办报事业。5月1日，邓季惺接任《新民报》北京社经理职务。

1952年，《新民报》北京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收购，人员、社址、印刷厂转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接管，并用《新民报》的名义过渡半年后，改为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不久，成都、南京、重庆三社先后停刊，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1953年年初，《新民报》上海社也实行了公私合营，至此，《新民报》的五社八版，只剩下上海晚刊这一支“单传”。1958年，《新民报》上海晚刊易名为《新民晚报》，出版至今。

这之后，邓季惺相继担任过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顾问，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举为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年8月29日，邓季惺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黄炎培其人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等。

黄炎培

黄炎培是上海人，却生得身材壮硕，典型的南人北相。生活中的黄炎培兼具南北之长，有上海人之精细，北方人之豪迈，智圆而行方，思密而胆炽。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蔡元培、陶行知私交甚笃。毛泽东曾以学生之身在台下听过黄炎培的演讲；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也曾受教于黄，见面执师生之礼。

1878年，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厅城王前街“内史第”。“内史第”是一座宅院，有一幢三大进深二层楼，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故称“沈家大院”。黄炎培六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八岁起，叔叔伯伯们引领他读四书五经，阅经史子集，教他临摹碑帖，习字作文。九岁时，他入外祖父孟荫余开办的东野草堂读书，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黄炎培天赋很高，许多作品熟读成诵，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等，都了然于胸。

1899年，二十一岁的黄炎培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考试。凭着厚实的家学，他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02年，黄炎培再应江南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此时的清廷已是日薄西山，黄炎培对入仕并不感兴趣，中举之后，他就去搞职业教育了。

二十五岁那年，黄炎培为了办职教，曾和邵力子、张志鹤为学生编译了七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此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列地理、人种，再按各个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便于省览。在编译过程中，黄炎培对各种史料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众人折服。

教育救国梦

黄炎培读书用功，勤思善用，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酸秀才。这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1891年，黄炎培的母亲孟樾清病故，撇下了他和两个年幼的妹妹。1894年，父亲黄叔才也撒手人寰。十三岁失母，十六岁丧父，黄炎培成了孤儿。他开始体会人生的悲苦和艰辛，同时也萌生了一种责任，想弃学做工。他把想法向祖母表明后，祖母坚决不同意，告诉他：“身为黄家长孙，你的任务就是要好好读书，光宗耀祖，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你读书。”

祖母的态度不容置疑，但是黄炎培并没有完全听从祖母的意见，他背着大人到城里找事做，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刚过十八岁，他就被浦东南汇三灶周氏馆聘为私塾先生，开始挣钱，自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这段经历为黄炎培打开了一扇窗户，他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好处，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同时，黄炎培萌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办职业学校，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为社会培养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

1916年1月，黄炎培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是《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他用对比观察的方式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话一针见血。怎么改正呢？他给出的药方是要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关键是要培养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劳动者。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与马相伯、蔡元培等四十八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开设的科目与一般学校大不同，设木工、铁工、珐琅、纽扣四科，并附设工厂，这些专业大都是社会所急需。

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有革新，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以突出其实用性和职业性。黄炎培亲自制定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为了办好职业学校，黄炎培想方设法聘请贤达人士到校任教，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记者邹韬奋等，都曾在中华职业学校工作过。邹韬奋在职业学校当英语教师，后来接办了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办学、救国

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民国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一是救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

1902年，黄炎培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清廷的无能和腐朽，鼓吹进步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视他为革命党人，把他抓进了县衙。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人组织国难会，到处演讲，鼓励抗日群众。一次，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坐着听讲，他的儿子黄大能也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突然指着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过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黄炎培突然之间的训诫，震惊了全场师生，一时间，满场静寂，一片愕然。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不爱财，不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不贪不占，不挪用不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因此，他的收入只是当时上层文化人士收入的几分之一，儿女们从小只能穿旧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穿。黄炎培的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的公费留学生，没让他花一文钱。或许正因为如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炎培。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的一栋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个人依旧是两袖清风。家境困难时，他甚至卖字为生。

辛亥革命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无非封官许愿，偏偏这套把戏在黄炎培这儿不灵。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八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这是黄炎培自明心迹的诗句，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与领袖来往密切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来往密切，两人的通信多达一百多封，有的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有的仅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黄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毛称黄为“任之先生”或“任老”“黄老”“黄副总理”。

1953年6月16日，在民建三届四中全会上，黄炎培有惊人之语，他说：“今吾改造旧吾，旧人学习新人。”他把自己列为旧人，要变旧为新，唯一的办法还是学习。此后不久，他到北戴河休养。休养期间，他专门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开始读《资本论》。他用二十多天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然后开始读《列宁论》《卡尔·马克思》《联共党史》等。他还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马克思颂》，借此表达他读书的心得。

他写信给毛泽东，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毛泽东回信说：“先生读马列著作，可为祝贺。”

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交往，趣事多多，最有名的一个是：黄炎培珍藏着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炎培再次打电话催要，毛泽东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都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用木板夹着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除了毛泽东，黄炎培在中共高层还有不少知己和朋友，如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等，他们看重黄炎培身上的豪气，喜欢他爽直开朗而又方正有形的为人。他们都曾给黄炎培题字，以纪念这位敢讲话、会做人的老友。江泽民还为黄炎培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写了校名。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七岁。

来源：传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