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见爱人》4收官当晚，某头部自媒体发表文章，用温情的文字为大众重新刻画了一个惹人怜爱的“麦琳”形象，阅读量10万+。11日凌晨，演员蓝盈莹在麦琳收官长文下发表欣赏与鼓励意味的评论，可她此前却数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声明“共情李行亮”（麦琳老公）。一时间，麦琳风

《再见爱人》4收官当晚，某头部自媒体发表文章，用温情的文字为大众重新刻画了一个惹人怜爱的“麦琳”形象，阅读量10万+。11日凌晨，演员蓝盈莹在麦琳收官长文下发表欣赏与鼓励意味的评论，可她此前却数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声明“共情李行亮”（麦琳老公）。一时间，麦琳风评逆转，从之前被全网围剿到如今收获理解，这场持续了4个月的争议为节目带来泼天流量，从中引发的网络舆论也成为2024年底最受关注的网络文艺事件。复盘始末，笔者无意追究嘉宾对错，只试图探寻为什么在这档节目中相较其他嘉宾，网友对麦琳的恶意如此之大？进而反思情感观察类节目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后真相时代此类节目应当如何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

节目暴力情境的构建

《再见爱人》是一档婚姻纪实观察类真人秀，既然是真人秀，就免不了“表演”。这里的“表演”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指节目嘉宾面对镜头时，尽量以体面的姿态或饱满的人设呈现屏幕。对于这点，作为职业演员的黄圣依和杨子占尽优势，歌手李行亮与网络红人刘爽同样不在话下，经营网店的葛夕也不陌生，而唯一一个家庭主妇麦琳最易露怯，这也为后来她遭受最多网络暴力埋下了伏笔。另一个维度源自节目组对素材信息的再加工演绎，尽管节目制片人和飞行嘉宾都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剧本”，但与其说是节目没有“前期剧本”的杜撰，不如说导演组更倾向于“后期剧本”的设计编排，比如利用蒙太奇、拼贴、挪用、细节放大等制作手法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演绎，让素材变成表演性的文本，不断建构可能性的争议空间。

作为受众，要明确知晓节目的文本内涵。如果要给节目文本排序的话，那么参与嘉宾作为个体存在，他们镜头外真实的模样以及与家人相处的自然状态是第一文本；作为嘉宾，他们按照节目组流程要求，在18天里被镜头记录下的信息是第二文本；经过剪辑包装之后的筛选呈现是第三文本；与观察室嘉宾主观评判话语相融合，以正式节目形态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已经是第四文本了。而每一个文本都经受着对先前一个文本真相的折损，事实真相在文本建构的过程中被层层消解，我们作为受众所看见的只是节目组想让我们看见的内容，这就为节目暴力情境的设置提供了构建基础。

另一个暴力情境构建的主体来自观察室嘉宾。观察室嘉宾是观察类真人秀的特别存在，他们为节目赋予了“凝视”色彩，与参与嘉宾一起构成节目表演主体，生成嵌套式文本。相比参与嘉宾，观察室嘉宾的表演成分主要体现在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或共情能力，根据节目设定与自身所长展现人格魅力，以不同的意见交换形成多元观念孕育场，增加节目的戏剧性和观赏性。

《再见爱人》4共有五位观察嘉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是节目组安排的意见领袖，能够较好地运用学术语言和理论依据，对嘉宾之间的情感状态进行专业层面的分析解读。艺人侯佩岑负责把控主持流程，歌手胡彦斌、武艺以及自媒体达人papi酱多从感性层面出发，表达较为柔和、谨慎，但职业辩手黄执中则习惯于给嘉宾定性，例如将麦琳带有玩笑意味的“我配拥有一杯咖啡吗”解读为“一句很典型的攻击型用语”，以语言学中的“定性”形成引导，再通过具体阐释，把麦琳塑造成一个颇有心计、且爱操控他人的形象。但如果将这句话定性为“潜意识里自卑的表现”，再辅以支撑解释，就会形成另一重语境，让一个自卑敏感小心翼翼的人物形象跃然屏幕，这便是语言的力量。心理学将未全面掌握就强行分析的行为称作“野蛮分析”，黄执中既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非情感领域从业人员，仅凭借短暂的片段式观看，就在节目中多次利用语言技巧和诡辩逻辑为嘉宾的某些言行做出有关人格性的定义，带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实属不妥，因为这些为他自己带来高度关注的话语已经成为射向他人的无情利剑。

数字时代下的情绪传播和网络舆论极化

相较其他两位女嘉宾，麦琳是参与嘉宾中最接近普通人的人。她表现出来的慌乱、尴尬、歇斯底里、安全感缺失等，正是当下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自然而然，麦琳成为受众最没有距离感的观察对象。

距离一旦被模糊，就容易丧失敬畏之心，落入以主观想象代入的观看陷阱。约翰伯格曾说：“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正如网友看麦琳，在意的是“我”与“麦琳”之间的有无。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有关麦琳的负面声音，发现网友对麦琳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对麦琳的羡慕与嫉妒，觉得自己与麦琳如此相像甚至比她还要优秀，为何她却拥有明星丈夫，过着比普通人豪华百倍的生活还不知道好好珍惜；二是引发了对自己身边女性的联想共鸣，从而产生负面情绪。很多网友表示在麦琳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说“她像妈妈，也是如此神经质，给自己留下了巨大的童年阴影”。来自受众的负面认知加上节目观察嘉宾的不利引导，使得“麦琳”成为一种批判性符号。随着节目进程的白热化，越来越多有关她的舆论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酵、传播，最终演变为舆论的畸形形态——流言。

与此同时，诸多网络大V作为“情绪领袖”开始有计划地推出一系列指控麦琳的短视频，成为情绪流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持续推动和激化着“批判麦琳”的尖锐舆论环境。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自媒体，也通过效仿、批判麦琳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度，再次助推了全民讨伐麦琳的情绪传播。

数字时代，观看距离的压缩和移动技术的赋权，使得受众更有信心了解、掌握事件的进程与全局。借助热搜词条、话题讨论等社交平台信息，就算受众没有完整观看过节目内容，也能利用移动智能媒介进行即时即刻的补充阅览，参与话题传播。在此过程中，受众会不自觉地代入自我情感、认知和态度，凭借节目方给予的“上帝视角”担任起道德审判官。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反思

基于情绪传播和舆论效应，《再见爱人》4确实火了，就连外国网友都开始加入到声讨麦琳的网络舆论混战之中，节目所在的平台方、赞助方、推广方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上的受益。但回归真实的传播效果，节目通过片段式表达闪现和集群性的情绪爆发，弱化事件真相的完整度、清晰度和真实度，强化情绪型舆论，导致公众认知扭曲、舆论分裂极化。如此看来，节目的火爆显得胜之不武，而这样的传播效果正是当今“后真相时代”的鲜明表征，值得我们警惕。

“后真相”一词是随着数智传播时代的发展，多元舆论与意识形态纷争产生的结果，通常是指以感性裹挟真相、情绪屏蔽现实的传播扭曲现象。在后真相环境中，人们的感性反应和直觉意识往往先于客观事实而产生，继而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为。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群体认同和情感共鸣导致信息泡沫和回音室效应，使得舆论趋向两极分化，人们更倾向于加入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社群，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有立场，而非基于事实本身进行对话和判断。

因此作为受众，要明确自身并不具备审判资格，需提升媒介素养，避免成为乌合之众。作为节目方，要明确自身的媒体职责，在充分尊重嘉宾、保护嘉宾的前提下建构艺术真实。情感观察类节目的初衷是带领受众从中窥见自我、探照内心，揭露情感生活中被遮蔽的问题症候，从而勇敢面对，合理解决。除此之外，节目对于观察团嘉宾的邀请也需慎重，优先考虑嘉宾的正确科普力和积极引导力，提升整体社会传播效益。

来源：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