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女演员的“诛心术”：骂人不脏，但字字诛心

摘要：语言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而如果提到“bitch”这个词时，你又会想到什么？社会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的开篇抛出了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联想，实际上，“bitch”一词在八百年前与女性、狗或任何负面含义都毫无关联，它最开始只是“genitali

《喜剧之王》第二季中房主任的表演

语言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而如果提到“bitch”这个词时，你又会想到什么？社会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的开篇抛出了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联想，实际上，“bitch”一词在八百年前与女性、狗或任何负面含义都毫无关联，它最开始只是“genitalia（生殖器）”的代称。和世界各地各种语言中的众多词语一样，它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厌女的色彩。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这一语言学事实每天都在发生着。

美国作家阿曼达·蒙特尔的《语言恶女》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关于女性的俚语有90%都是贬义的，而男性只有46%。社会文化用“温柔、服从”的模版规训女性，当她们不愿被支配时，再用侮辱性的词语为她们的行为打上“恶女”的烙印。

美国脱口秀女演员黄阿丽讲述女性的困境

女性从来不需要被审视，被评价，被定义。当时代变化，女性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我们会发现成为“恶女”本就理所应当。突破语言的桎梏，“恶女”让我们看到女性自我觉醒的决心，和挣脱枷锁的勇气。

电影《芭比》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父权制没有消失，只是被隐藏得更好了。这句话是对当代女性处境的精准写照。比起直观的性别歧视，厌女文化正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每一个女性施加影响。女孩们从小被潜移默化地教导，要成为淑女，变得温柔，长大后成为贤妻良母。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就指出，“贤妻良母”“剩女”等标签的本质是对女性的人格进行消解，通过语言暴力，将女性降格为功能性的符号。

电影《芭比》截图

2025年2月，韩国女星金赛纶的悲剧性死亡，剖开了东亚社会水面之下的性别压迫机制。金赛纶在重压之下被迫公开合照的做法，被异化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场集体暴力揭示了社会对女性情感表达的深层恐惧 —— 当女性试图突破私人领域争取权益时，父权制规训体系便启动污名化机制，通过“精神失常”“道德瑕疵”等标签将她隔离出所谓正常的世界。

在长期被男性气质统治的运动领域，对性别的规训则展现出更复杂的形态。田径运动员吴艳妮的遭遇展现出女性处境的讽刺与悖谬：当她在赛道上展现出攻击性时，公众舆论却将其定义为“刻意张扬”；当她用全国纪录证明实力后，社会又施舍性地给予有限宽容。

墨西哥现代女画家弗里达·拉罗《佩戴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这种看似矛盾的集体心理，恰恰印证了福柯笔下的“规训权力” —— 社会既要求女性在专业领域达到卓越标准，又严厉禁止其突破“谦逊温顺”的性别脚本。女性必须同时扮演完美的竞争者和得体的淑女，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双重要求，本质上是通过设定矛盾标准来维持现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一个被认可的女性必须优秀，但不张扬；可以胜利，但不能渴望胜利。一旦超出规范的边界，就会再次被塑造为“恶女”。通过将她们污名化为“疯女人”或“恶女”，社会消解了我们对结构性不公的不满，又再一次巩固了性别权力的代际传递。

女性被困在既有的社会结构里，文化塑造着女性，但女性并非毫无主观能动性的客体。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并不断用自己的方式做出行动上的改变。当语言映照出结构的桎梏，夺回女性叙事，创造属于女性自己的语言，就成了打破桎梏的关键。

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今年妇女节，我们看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电影，女性创作者们运用自己的表达，解构了生活中种种针对女性的困局和陷阱，用崭新的语言向我们展示，女性可以呈现出另一种样貌。当《还有明天》中主妇迪莉娅将投票箱化作争取权利的的武器时，她不仅解构了“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更揭示了政治参与权对重塑女性主体性的救赎意义 —— 在厨房与议会之间，父权制将女性禁锢在家庭内部道德枷锁中。

电影《还有明天》

前段时间热播的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的女主角麦德琳则呈现出颠覆厌女文化认知的“恶女”一面。她选择以父权制的语言反击父权制，将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暴力转化为武器。麦德琳传统叙事中对女性极高的道德要求，打破了“以德抗暴”的浪漫化想象。“荡妇羞辱”向来是施暴者最趁手的武器，而当女性露出“恶女”的一面，黑色幽默式的复仇不仅将女性从受害者的位置解放出来，更暴露出父权制道德审判体系的脆弱性 —— 它只是一只纸老虎，从来无法承受它自己施加的暴力本身。